我姥爷叫刘景田，1925年，我的姥爷出生在临沭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，家里很穷，家中以走街串巷的货郎为生计，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。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，姥爷参加了儿童团，进行抗日活动。1943年在本村妇女干部宋家兰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任民兵连副连长。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，姥爷帮助部队储备物资、侦查通报、掩护冲锋，几天几夜不见人更是家常便饭。面对这种在刀尖上过活的日子，姥姥一句怨言也没有，默默操持着家务，还尽量瞒着老人和孩子，让姥爷无后顾之忧，安心闹革命。

1945年，姥爷转入地下党开始从事秘密工作，与国民党反动派“斗智斗勇”，有好几次差点被捕，可以每一天都是在生死边缘。1947年的一天夜里，姥爷回村召集村民骨干布置工作时，因走漏了风声被本村的地主出卖。天刚亮时，还乡团组织了数十人到姥爷家中围剿，情况危急，姥爷先掩护村民撤退，然后翻墙逃走。还乡团集结人马全副武装誓要拿他的命。还乡团一路紧追来到小河边，眼看姥爷就要被还乡团追上，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，恰巧遇到一个妇女在河边洗菜，那妇女一看是他，急忙用手指了指旁边的小树林，姥爷躲进山里的小树林后，还乡团很快就追到河边，只见那妇女用手指了指姥爷躲藏的相反的方向，说跑那边了。还乡团顺着妇女手指的方向追去，姥爷才有幸捡了一条命，但落下了耳聋的毛病。事后姥爷感谢那妇女说，是你救了我的命啊！那妇女答到，那年我们全家人都要饿死了，是你给了我们一口饭吃啊！

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，党组织安排一批干部南下工作，由于姥爷耳朵有点聋，就留在当地继续开展工作。解放后，新中国百业待兴，祖国大地开始大发展。那时姥爷在地方税务所工作，他坚持原则，大公无私，待人真诚，当他退休的时候，只有几件破衣服和一个纸箱，纸箱里只装着一本本的工作笔记，每一页每一行都记录着他的工作，也记录着他最美好的青春。

我的姥爷一生做了多少好事，数也数不清。乡里乡亲，邻里之间，每一家，每一户，我的姥爷都会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，家里没有劳动力的我姥爷会帮一把，困难户来借钱，他有求必应，借出去的钱从来都不会要求归还。1962年闹饥荒，村里的树皮都被吃光了，眼看村里的五保户就要饿死了，已经在郯城县税务所供职的姥爷，不知道想了什么办法，弄来了半袋子花生饼，竟然没给家里留一点，全都拿去送给了五保户，还留下了自己仅剩的一点点钱，那可是给家里买粮的钱啊。1967年以后，革命样板戏在农村流行开来，当时姥爷所在的郯城县马站公社，正好生产二胡和京胡，姥爷不惜步行往返百里，拿自己的工资为村里买二胡、京胡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姥爷在第一时间交纳特殊党费500元，那时姥爷的工资是每月47元，家里老老小小六口人都靠这点微薄的工资糊口，这500元还是姥爷东拼西凑借来的。

我的姥爷是个闲不下来的人，能为大家服务，是他最开心的事情。他总是说：我还能为大家做点事，我就要行动起来。我希望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。朴实的语言，却温暖了所有人。上世纪80年代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，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都进城务工了，离休后回到家乡的姥爷成了乡亲们的得力助手。白天，一会儿给东家捎着买种子，一会儿给西家捎着买化肥、农具和生活用品，买回来以后就分发，一户一户送货到门，有时分着分着不够数了，就自掏腰包垫上。一到晚上，姥爷就更忙了，那时侯农村还没有电视，他到县城买了一台黑白电视，吃过晚饭，姥爷就把电视就搬到大门外边，先给乡亲们做思想教育，再放电视给大家看。

2005年9月，政府给离休的姥爷颁发了一枚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”，此纪念章是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向全国所有健在的抗战老战士颁发的，时任总书记胡锦涛题写了“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”的章名。一向从不谈及自己荣誉的姥爷，那次破例拿出用红绸布包着的奖章，我们小辈都深感自豪，给姥爷佩戴上纪念章，照了张全家福。

姥爷一辈子始终惦记着国家大事，每天都收听收看新闻联播。2008年5月12日，当83岁高龄的姥爷听到汶川发生大地震的消息时，立刻骑着那辆陪伴他多年的破旧自行车，到十几公里外的镇上找组织捐款，交纳特殊党费2000元。姥爷从不对家人提及捐款之事，这件事还是在姥爷追悼会上才得知的。

2011年，姥爷因病住院，几近昏迷之际，猛然听到电视上播报发洪水的消息，他立刻嘱咐身边的孩子：快去捐款救人，快去捐款救人，你们姊妹几个都要捐，都要捐！其实，那是中央电视台播报的美国密西西比河洪水泛滥的消息。那年6月，我的姥爷因病医治无效而与世长辞，临终前姥爷告诉我们要听党的话，好好工作，多做善事。县里、镇里的领导，曾经的同事、战友、朋友，村里出门打工的乡邻纷纷星夜赶回，在家的男女老幼昼夜陪伴，共同为老人操办后事。

这就是我的姥爷，一辈子听党的话，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。